疫情下航空业将出现的新趋势有哪些？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将的一篇专业文章或许能给航空从业者一些启发。

这篇名为Ultra Long-Haul:An emerging business model accelerated by COVID-19的专业文章中指出，疫情将迫使航空公司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其商业模式。由于疫情大流行，出于对人口密集的枢纽机场中转安全性的担忧，旅客们或许将会更青睐无需中转直接连接的点对点航直飞线，而这为超远程(ULH)航线模式提供了发展可能。

新冠疫情在整个航空业造成了冲击波，导致大量现金储备不足的航空公司被纳入政府管理或部分归政府所有。然而，作者认为，超远程航线的新现象已经保持了产生竞争优势的必要特征，在后疫情时代，这种竞争优势不仅会成功，而且会超过其他商业模式。文章分析结果表明，点对点的ULH超远程航线模式会产生更高的座位载客率和收益，提高航线网络的灵活性，并因绕过人口稠密的枢纽机场提供了独特的安全优势。

为什么这是超远程航线模式的最佳时机?

超远程旅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这也是澳洲航空在2019年启动了“日出计划”的愿意。然而，航空业一直担心这种服务的可行性和盈利能力。

作者认为，疫情大流行为点对点而不是辐射型的超远程航线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旅行者不希望停留在人口密集的交通枢纽，这增加了他们感染的几率。相反，旅客们更愿意从自己的城市直接前往目的地。

作者指出，在后疫情时代，超远程航线模式将受到推动，它对航空业和乘客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

从PESTLE分析工具解析超远程航线模式

PESTLE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和环境这六个维度来审视宏观环境对产品选择的影响，简称PEST。

政治因素(Political)：

（1）发展自由航空工业的重要性已得到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广泛认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多边和双边活动日益增多；

（2）国家和地区间的多边自由化为两国/大陆间的直接联系提供了新的机会。

经济因素(Economic)：

（1）经济全球化效应：市场和经济需要相互连接，进而需要新的(超)远程服务；

（2）与GDP增长相关：2008年至2020年，中等收入国家的财富翻了一番，促进了对ULH服务需求的增长(例如旅游倾向)；

（3）开展ULH服务的必要条件，是拥有广阔而具吸引力的服务范围及强大的优质客户。

社会因素(Social)：

（1）两个市场(如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促进对ULH服务的全年需求(如珀斯-伦敦)；

（2）外籍人士和散居者增多(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的印度社区）。

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

（1）双发超远航程飞机的出现与交付(如波音787-9和空客A350-900)；

（2）新城市间直飞航班的兴起，绕过主要枢纽，为乘客提供了从枢纽到次要城市更快捷、更直接的航班选择。

法律因素（Legal)

适用于超远程飞机的新型疲劳风险管理系统获得权威机构的批准。

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发展省油飞机，减少燃料消耗。

超远程航线模式潜在的局限

然而，开通超长航线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长时间的飞行时间考验飞行员的综合素质，澳洲航空在其“日出计划”(ProjectSunrise)试验中，就让最有经验的飞行员登上了飞机。

航司还必须考虑旅客的健康状况，因为他们可能会面临嗜睡、脱水、饥饿、缺乏活动以及排队上厕所等问题。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认为超远程航线模式将具有更高的健康和安全优势，因为它能够直接连接两个疫情状况稳定的国家，从而绕过拥挤且可能感染疫情的国际中心。

航空公司还应该考虑政治、竞争、客户对价值的感知以及城市之间的动态关系。从历史上看，由于油价等不确定性因素，航空公司一直不愿启动这些业务。

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家庭财富增加了，现在中产阶级占了世界财富的21%。这也意味着，人们对缩短总旅行时间、提高产品质量的优质旅行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未来几年 哪些超远程航线会发展?

谈到超远程航线服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文章认为，珀斯、墨尔本和悉尼等城市向北美和欧洲提供这些服务的潜力最大。

在欧洲，除了希思罗机场，澳大利亚游客最常光顾的市场是巴黎、曼彻斯特、法兰克福和罗马。

此外，文章认为，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班也有潜力。“考虑到美中关系的恶化(疫情可能加速这种恶化)，或许会相反地促进美印关系。”

图：从上至下依次为已有的、宣布将开发的、未来有可能的超远程航线